背景与目的心房颤动(Atrial fibrillation,AF)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,随社会老龄化的进程加快,其发病人数逐年增长,且致残率、致死率高,目前唯一能根治的手段是导管消融术。随着2019AHA/ACC/HRS指南、2020ESC/EHRA/EACTS指南以及2021中华医学会AF指南均将AF导管消融作为Ia类推荐的颁布,导管消融术治疗AF已成为各大临床中心的常规治疗方式。随着术者和消融技术的提高,导管消融治疗AF安全性得到保障,对肝、肾功能影响极小,所以肝功能作为术前必检的指标,术后一般并不常规检测。然而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发现部分患者AF术后出现肝酶学指标异常升高,影响术后药物的选择,AZD1152-HQPA或者在某些术后必用药物的作用下可能加重损害,由此引起我们的重视。本研究目的观察AF导管消融术后患者肝酶学指标变化,分析出现肝酶学指标异常的发生率,探讨其术后肝酶学指标升高的原因及危险因素,为术后可能出现肝酶学异常的高危患者提供必要的监测、干预及预防措施。方法本研究收集2019.01-2022.12在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内科住院确诊AF且行AF导管消融手术(射频导管消融和冷冻消融)的患者,收集患者的基本资料(个人史、合并症、用药情况)、实验室资料以及影像学资料等,根据2017美国胃肠病学会(ACG)制定的指南,按照患者术后肝酶学指标是否异常进行分组,分为正常组及异常组,并对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实验室资料进行统计分析,探究AF患者术后肝酶学指标异常的原因及危险因素。根据上述统计得出的危险因素再行ROC曲线分析,预测各个因素对AF术后发生肝酶学异常的价值。本研究应用统计软件IBM SPSS26.0进行处理数购买KPT-330据,Graph Pad Prism8.0进行绘图,P<0.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。结果(1)共纳入1266例行导管消融手术治疗的AF患者,男性726人(57.3%),女性540人(42.7%),所有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64.71±9.24岁;AF术后发生肝酶学指标升高有182例(14.38molecular and immunological techniques%),其中以AST异常者最多见,有160例,占比为87.91%;而ALT异常的有94例,占比51.65%;γ-GT异常者有10例,占比5.49%。(2)经过t检验/χ~2检验/秩和检验等单因素分析发现,结果发现AF术后肝酶学指标异常与年龄、AF类型、术后舒张压、术前使用低分子肝素、术前AST、术前ALT、右室内径以及三尖瓣反流等有关,差异有统计学意义(P<0.05)。(3)将上述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中,发现年龄、右室内径、三尖瓣反流、术前AST水平以及术前使用低分子肝素等因素(P<0.05)与AF导管消融术后肝酶学指标异常存在独立相关。(4)将上述多因素回归分析的得出的危险因素再行ROC曲线分析,发现年龄、右室内径及术前AST等指标预测AF术后肝酶学异常发生的曲线下面积(AUC)分别为0.614、0.769、0.633(P<0.001),其对应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是67.00%和53.50%、70.00%和86.50%、78.90%和44.40%。结论(1)AF术后部分患者可能出现肝酶学异常;(2)年龄、三尖瓣反流、右室内径、术前AST水平及术前使用低分子肝素等因素(P<0.05)可能是AF导管消融术后肝酶学指标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;(3)年龄、右室内径及术前AST指标可预测AF术后肝酶学异常发生,且右室内径对AF术后肝酶学异常的预测价值大。